三槐堂坐落在槐府6号的对面，与槐园毗邻。
　　三槐堂是安静的，平常鲜有人来，面积与槐园和槐府6号相比也是最小的。三槐堂院内有茂林修竹、小桥流水、亭台楼榭，在这样一个乍暖还寒的初春的傍晚，在这样一座绿树掩映的三槐堂内，我又一次见到了刘庆邦老师，并有幸聆听他的教诲，实乃幸事一件。
　　刘庆邦老师是沈丘籍职业作家，也是一位勤奋的笔耕不辍的高产作家。他的短篇小说《鞋》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中篇小说《神木》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。从一个农民、矿工成长为著名作家，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。正因如此，他的经验对我们这些普通的、平凡的，却有着文学梦的人是弥足珍贵的。
　　第一次见刘庆邦老师大约是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也是清明节前，也是在三槐堂。当时是市文联的领导和几个朋友专程从周口前来看望刘庆邦老师，我有幸作陪。虽然只是赠书与晚宴，时间很短，但能感受到刘老师的谦和与儒雅。
　　刘老师的讲座开始了，他先说他是如约而来，是与母亲的约定。母亲去世12年了，每年的清明他都会回来给母亲上坟，随后他讲了散文创作的要点，后来不厌其烦地解答文友们的踊跃提问。久不提笔久不读书的我，心中已经长了厚厚的茧，但眼前这一幕却深深地感动了我，感动于刘老师对母亲的诚孝，感动于刘老师对文学的坚守，更感动于沈丘文友们对文学锲而不舍的追求。
　　受家庭的影响，我年少时比同龄人多看了几本书，作文被老师当范文点评过，便做起了作家梦。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夏夜，我和同院的小朋友一起玩耍，不记得是谁提起了理想这个话题，小伙伴们兴高采烈争相发言。男孩子的理想大多是长大了要当解放军，也有当农民的，女孩子的理想大多是当工人、医生。不知深浅的我鼓足勇气说自己长大了想当作家。一语既出，大家都愣愣地看着我，邻居家的叔叔捧起我的脸开玩笑地说：你还当作家呐，作精还差不多！敏感而又脆弱的我脸唰一下红了，这句话几乎摧毁了我一生的梦想。
　　当时，正值文化大革命末期，年幼的我不懂政治，更不了解政治对个人命运的影响。若干年后我才知道，邻居家的叔叔是山西人，毕业于山西一所名牌大学，也是一个有过梦想的人。由于出身地主家庭，被分配到一所高中教书，过着清贫而拮据的日子，每每有政治运动，便会被学生贴大字报当臭老九斗争。那是一个知识无用的年代，他深知当作家的艰辛与坎坷，他不想让我做读书人，不想让我因为不切实际的梦想去承受生命之重。
　　我把破碎的理想埋进心底，只默默地读书，再没有创作的愿望。直到那一年我遇到一生中最好的同学与挚友，我们谈文学、谈理想，并通过她结识了一帮文友，从“昔别君未婚”，谈到“儿女忽成行”。在她们的鼓励下我又燃起了创作的热情，陆续在《周口日报》发表了《香港印象》、《儿子，妈妈对你说》、《飘荡的灵魂》等散文、小说数篇。创作带给我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快乐，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散发着墨香，便觉得儿时的梦想快要实现了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每每遇到困难和挫折，这些朋友总是给我一碗心灵的鸡汤帮我渡过难关。在我寂寥悲伤无助的时候，她们的问候如一缕阳光照进我的心里，温暖我的身心，深深地让我感动。我常常想，自己何德何能，得到这么多朋友的关心、帮助和鼓励，让我重新提笔写下我的感触。我想，除了对我的关心，大家更多的是基于共同的梦想，基于对文学的热爱。
　　文友们的热烈发言打断了我的思路，因为大家都非常珍惜向刘老师学习的机会。转眼望去，这个近30人的小型座谈会上，有70多岁的古稀老人，也有20多岁的俊男靓女，我又一次被感动。他们都不是像刘老师一样的文学大家，但是他们是一群像刘老师一样有梦想、有追求并且持之以恒追求梦想的人。当大多数人为了金钱而奔波，为了职位而竞争时，还有这么一群人为了梦想为了文学在孜孜不倦地学习、创作，这样一种超凡脱俗的纯粹的生活态度让我自惭形秽，并再一次让我感动和向往。
　　天渐渐晚了，余晖洒在三槐堂前的小桥上，桥下碧波荡漾。我和朋友们说笑着走出三槐堂，笑声惊动了流水中的金鱼，金鱼四散搅动了桥下的流水，我的心也为之一动。这个初春的傍晚，伴着淡淡的槐香，注定会温暖我的心灵许久许久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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